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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到临床和而不同,跨界创新



  《麻醉·眼界》杂志:您师从王红阳院士,主攻肿瘤干细胞和生物治疗研究方向,能否请您向广大麻醉科医生简单介绍自己在肿瘤领域的科研经历?


  鄢和新教授:“我在肿瘤领域‘一波三折’的科研经历符合由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化的过程。”


  我既往的科研经历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折”并不是“挫折”的“折”,而是“转折”的“折”。



转折1 生物信号转导研究



  1999年我考入原第二军医大学,师从王红阳教授,研究生物信号转导。王红阳教授领衔的实验室是最早在中国提出“生物信号转导”概念的研究单位。光听“生物信号转导”这个名字,你会感觉非常抽象,其实细胞对于外界刺激的反应最终表现为细胞内部的信息流动,这就是生物信号转导的过程。生物信号转导属于细胞生理活动的机制研究,我把它的基本过程归纳为主干、支流和节点,这个思路一直影响着我对许多科学问题的思考。



转折2 肿瘤细胞微环境研究



  如果说,生物信号转导是基于肿瘤细胞本身变化的研究,那么我的第二阶段工作——关于“肿瘤细胞微环境”的研究,就是针对肿瘤细胞外部环境的探索。我们尝试通过基础研究,来解答炎性环境对肿瘤细胞恶性转化的影响。生物信号转导好比是研究肝癌细胞的种子,而肿瘤细胞微环境则聚焦在肝癌细胞生长的土壤,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进入了应用研究领域,尝试运用激活人体免疫系统的方法,来清除或抑制肝癌细胞生长,并在小鼠体内取得了成功。



转折3 肝细胞再生医学研究



  我在国外攻读博士后期间,接触到了肝细胞再生医学。肝癌本质上是一种失控的肝再生,我们希望通过对肝细胞再生的认识,来进一步理解肝癌的发生和转归。随着第三阶段研究的逐渐深入,我发现,肝细胞再生医学有着不错的临床应用前景,这也更加坚定了我将研究方向逐渐转向干细胞和再生医学领域的决心。


  我在肿瘤和再生医学领域“一波三折”的科研经历,同时也是由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化的过程。



  《麻醉·眼界》杂志:您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麻醉科后,如何借助自身的科研实力与仁济医院麻醉科搭建的平台,开展后续研究?


  鄢和新教授:“我来到仁济医院麻醉科后最大的感触是‘和而不同’。”


  科学研究依靠两个条件,硬件条件和软件条件。硬件条件从仪器设备到实验室条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麻醉科和原第二军医大学的实验室差异并不大。软件条件涉及的范围则比较广泛,我来到仁济医院麻醉科后,在软件方面最大的感触是“和而不同”。


  “不同”在于:以前我的研究领域集中在肿瘤和再生医学,现在我需要将研究方向转换到麻醉和重症医学领域;“和”则体现在:我可以利用仁济医院麻醉科搭建的科研平台,利用仁济医院丰富的肝移植患者资源,顺利地将肝细胞再生医学研究工作转移到仁济医院,真正实现科研硬件和软件条件的对接。


  肝细胞再生医学属于重症医学范畴,我来到仁济医院后开展的科研,真正经历了从科研一线到临床一线的转变。科研工作者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研究成果可以转化到临床应用,希望后续肝细胞再生医学研究成果可以应用于终末期肝病患者,并最终为肝癌患者造福。



  《麻醉·眼界》杂志:麻醉学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已经开始尝试跨界开展研究,其中的内容涉及循环、器官移植、肾功能保护等方面,研究者已成功地将研究刊发在重量级期刊上。您能否从自身出发,给广大麻醉科研工作者分享跨界开展科研的经验,从而给大家一些启迪?


  鄢和新教授:“开展跨界研究后,我无论在科研思路还是科研应用、科研平台、科研资源上,都实现了互补和飞越。后续我的科研工作将实现纵深化推进,越来越贴近临床。”


  缘何现在提倡跨界创新?那是因为你在某个领域深耕细作之后,难免会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类似科研领域中的“天花板”。


  肝细胞再生医学研究的“天花板”在于,其不能仅仅局限于基础研究,如果没有临床麻醉和重症医学的支撑,我们无法将肝细胞再生医学的研究应用于临床、实现成果转化,那也就永远无法突破这个“天花板”。


  开展跨界研究后,我无论在科研思路还是科研应用、科研平台、科研资源上,都实现了互补和飞越。后续我的科研工作将实现纵深化推进,越来越贴近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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